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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靠谱的炒股杠杆平台他们共同参与《中央日报》副刊《红与黑》的编辑

1949年初春，北平城里风还很硬。茶馆的收音机里传来新政权的消息，靠窗的一桌，几位老作家正压低声音谈论一个话题：“丁玲那本《也频与革命》你看到没有？把沈从文骂得不轻啊。”有人放下茶杯，小声回了一句：“这两个人，当年可是一个被窝里取暖过的交情。”这一句半真半玩笑的话，串起了几十年的人情冷暖。

有意思的是，沈从文和丁玲之间的恩怨，并不是从那篇“痛骂”开始的。若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二十多年，就会发现另一幅画面：北京的寒屋、上海的廉价公寓、一起烧旧书取暖、一同为办刊物挨饿受冻；再往前或往后看，又有一次次冒险求救、奔走呼号。两个人从湘西走出来，一路走到现代文学史上，既像亲兄妹，又像站在两条道路上的人。

把这段关系拆开来看，大致有三个层次：早年的并肩与相互成全，中年后的立场分歧与政治命运，晚年的传记风波与彻底决裂。每一层，都离不开具体的时间与事件。

一、从湘西到北平：兄长与“闹腾的妹妹”

1902年12月28日，沈从文出生在湖南凤凰，一个有水有山、却也多战火的小城。两年后，1904年10月12日，丁玲出生在同属湖南的临澧。地理上，两地并不算远，时代背景也相似：清末余波、民国初起、地方势力盘踞，湘西孩子从小就见惯了兵荒马乱。

少年时期，两人并无交集。沈从文当过兵，闯过码头，走的是典型的“穷小子闯天下”路子；丁玲在新旧教育之间摸索，读书、辍学、再读书。真正把他们拉到一处，是北方的城市和文学。

1925年初，北平。22岁的沈从文带着稿费希望闯世界，开始向《京报》副刊投稿。负责文艺栏目的，是比他大一岁的胡也频，这位年轻编辑很快被来稿震动，觉得这个“湘西兵痞出身”的人，文字却干净、柔软，便在报上重点推荐。

丁玲此时20岁，已经是胡也频的恋人。得知这位新作者也是湖南人，她起了兴趣，托胡也频约见。三人一见面就投缘，这一点，往后的很多回忆都不约而同：一个寡言，眼里有光；一个爽朗，笑声很脆；一个温和，爱打圆场。试想一下，在北方寒冷的租屋中，有几个谈得来的同乡，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

不久，他们为了省钱，在北京合租。房子不大，家具简陋，冬天风能直接钻进屋里。可在这一间小屋里，三个人聊文学、聊社会、聊各自对未来的想法。沈从文年纪最大，慢慢成了自然的“长兄”。丁玲方式直接，遇到自己不认同的观点，会立刻顶回去；胡也频一边写小说，一边在中间调停。有时争论到深夜，灯光昏黄，稿纸散落一地，第二天还要为碗里的饭发愁。

后来三人又辗转上海，继续合住。那时的小报很爱捕风捉影，看到三个年轻人同住一处，又谈文学又谈革命，就开始讥讽，说他们“男女不清不楚”，甚至用了“大被同眠”这个词来取笑。对于爱嚼舌根的人来说，这是最容易写的段子。

沈从文并不习惯抬杠，更多时候是沉默，但内心并不觉得羞耻。丁玲更干脆：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够了。”这份态度，后来也体现在她的人生选择上。外界看的是噱头，当事人守的是一种朴素的信任。

文学道路也在这时逐渐清晰。1920年代后期，他们共同参与《中央日报》副刊《红与黑》的编辑，在有限的版面里推作品、发议论。丁玲在这里练笔，写出长篇《韦护》，渐渐走上左翼文学的道路；沈从文则把更多笔墨投向湘西，塑造出一个带有温情和悲悯的地方世界。

钱，却始终是问题。1929年，胡也频把父亲准备投资饭店的一千元“截流”，拿来支撑《红黑》杂志。三人把积蓄压进去，冬天买不起煤球，只能靠烧旧书取暖。房租交不上，夜里在街上来回走，等房东睡下再摸回去。这样的窘境，在后来很多回忆里都被一笔带过，但对当事人而言，那是真正的“肉体记忆”：手上冻起的裂口，胃里时时的空响，以及彼此之间那种“谁都不想先倒下”的倔强。

这种并肩的经历，为后来的多次相救埋下了伏笔。

二、救人两次：从龙华到南京的奔走

1931年，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。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胡也频成了“左联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写出《光明在我们前面》这样的作品，公开歌颂革命力量。这种选择，在当时就是把名字写在黑名单的边缘。

同一年，沈从文已经离开上海，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。表面看起来，他的生活比上海的左翼作家要安稳不少，但和老友之间的往来并未中断。丁玲还劝他加入“左联”，沈从文摇头，说只想做个自由写作者。这种态度在当时很容易被看成“游离”，甚至是“消极”，但对他自己来说，是一种固执的自守。

1931年1月17日，上海东方旅社，一场秘密会议正在进行。胡也频参加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预备会，却被国民党军警突然抓捕。消息传出，丁玲几乎是精神重击。朋友被抓，左翼作家们心里都清楚意味着什么。那是一个“抓了就很难再出来”的年代。

远在青岛的沈从文得知消息后，没有停留在惊讶与叹息。他写信给胡适、蔡元培，请求帮忙营救；又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，努力减轻对方的焦虑：“他一切还好，不要太担心。”这种替朋友扛事的方式，看得出那一层“长兄”的责任感。

更冒险的行动是亲自奔赴南京。他去找时任要员的邵力子，希望通过政治关系为胡也频说情。邵力子随即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，试图斡旋。但事情牵涉军统机关，局面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

沈从文并未止步于此，又陪丁玲一起去找中统负责人陈立夫，求他出面。陈立夫的回应有限，说军统的案子中统不便插手。沈从文还找律师、找关系，但一条条路都被堵死。不得不说，在这种高压环境中，一个本来愿意远离政治的文人，能做到的也就到了边缘。

1931年2月7日，上海龙华，胡也频与柔石、殷夫、冯铿、李伟森五人被秘密杀害。后来人称“左联五烈士”。那天的消息传出时，丁玲刚刚生下儿子，几乎被双重打击压垮。沈从文再次出现在她身边，帮她料理善后，又从徐志摩那里借来路费，把丁玲母子送回湖南老家安顿。这一趟，他耽误了返校时间，失去讲师职位，从此转为靠稿费维持生计。

这一系列行为，在任何立场下看，都很难说是“袖手旁观”。但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，后来关于沈从文的某些批评，恰恰落在“贪生怕死”“不革命”这样的字眼上。

时间往前推两年，丁玲自己也有一次落难。1933年5月14日，她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押往南京，秘密关押。上海的文艺圈，多数人选择沉默。政治气氛压得很紧，公开发声需要承担后果。

沈从文这次依旧站出来。5月25日，他在胡适主办的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表文章《丁玲女士被捕》，不久又在《大公报》副刊发出《丁玲女士失踪》等，公开指出丁玲被捕一事，呼吁关注。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来说，这是直接挑衅，对一个不想卷入政治漩涡的写作者来说，也是一次冒险。

后来，在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，以及远在欧洲的罗曼·罗兰等国内外人士连续发声和交涉下，丁玲的处境开始改变，最终脱险。很难说哪一篇文章起到决定性作用，但沈从文的呼吁，显然是整个救援链条中的一环。

就在丁玲被传出“可能遇害”的那段时间里，沈从文写下十万字的《记丁玲》，配套还有一部《记胡也频》。这两部传记，以回忆为骨，以自己的观察为线，连载在天津《国文周报》上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。那时的他，是带着悲伤与愤怒提笔，希望通过文字铭记朋友，也用自己的方式控诉迫害。

故事的转折恰恰在这里埋下伏笔：沈从文写下的是“当时眼中的丁玲”，活生生、带着情绪；而几十年后，丁玲看到的，却是一个经历了漫长政治运动之后的自己，面对那段“前卫”过去，心态已完全不同。

三、道路分叉：天上地下的落差

从南京脱身后，丁玲选择了新的方向。她奔赴陕北，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延安的女作家之一。延安时期，她的身份进一步从“作家”转向“革命文艺工作者”，担任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主编，后来在延安文艺界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感情生活上，丁玲也一路做出自己的选择。1930年代，她与翻译冯达生活在一起，又在狱中经历了短暂的结合与决裂。到了陕北，她与比自己小十三岁的陈明恋爱、结婚。对当时社会的眼光来说，这样的经历算得上大胆，甚至有些惹眼。但她自己并不避讳，仍旧按照“敢爱敢恨”的节奏前行。

解放后，这条革命道路的回报，来得非常具体。1952年，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斯大林文艺奖。这在当时，是极高的国际荣誉。丁玲一时站在光环中心，担任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职务，受到媒体与读者的热烈拥戴。许多年轻人学习她的创作，也把她当作“革命文艺”的标杆。

同一时期的沈从文，却走到了另外一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的代表作《边城》等被一些批评者视为“桃红色”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，甚至被扣上“反动文学”的帽子。某次北大的批判会上，有人翻出郭沫若早年的文章，对他猛烈抨击。在巨大的舆论与政治压力下，沈从文精神崩溃，曾经试图自杀，最终被抢救回来，却基本中断了文学创作。

后来，他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文物研究，细致整理服饰、器物史资料，这一转变看似平静，却难免带着一种被迫“离场”的意味。笔从湘西山水转向青铜纹饰，他尽力在另一个专业领域找到价值，但对局外人来说，这更像是一个作家被推离舞台。

1955年前后，两人的命运轨迹已经完全拉开：丁玲“在天”，沈从文“在地”。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，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颇有不满，请丁玲帮忙调动。丁玲出面，把他安排去故宫工作，算是一种照顾。沈从文却拒绝了，这一拒绝背后，到底是对体制位置的犹豫，还是对个人尊严的坚持，外人很难说得清。自那之后，两人往来逐渐稀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丁玲对“革命性”的看重，从来没变。她对自己和身边人的要求，一直偏向政治坚定、立场鲜明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她对沈从文的不满，早在“文坛批判”之前已经积累，只是没有一个公开的出口。

等到1970年代末，政治气候发生变化，过去被批判的人陆续平反，旧事重新被翻出。正是在这个时间点，一本尘封多年的《记丁玲》从日本绕了一个圈，又回到作者本人的手里。

四、传记成刀：从批注到绝交

1979年，日本汉学家中岛碧来访，见到已经七十六岁的丁玲，特意带来一本旧书——沈从文几十年前写的《记丁玲》。这本书当年只在报刊连载，并未以单行本形式在国内广泛流传，丁玲本人此前一直没有机会完整阅读。

坐下来翻开这本旧书时，丁玲的心情复杂，可以想见。一边是年轻时与老友共同经历的那段艰难岁月，一边是此后几十年间积累的误解、隔膜。她一页页往下看，很快就停不住笔，在书边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，据统计多达一百二十多条。其中大半，是带着火气的反驳。

让她最愤怒的，是沈从文对她爱情生活的描写。比如那句“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，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”，在她看来，把一段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简化为肉体满足，是对自己人格的污蔑。此处她直接在页边写了两个字：“混蛋”。

还有“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……”这样的句子，在沈从文的笔下，带着一种民间、直白的审视角度。他或许只是用他熟悉的方式来写一个“敢爱敢恨的新女性”，丁玲看到的却是“被当成情欲玩笑”的自我。这种感受差异，与其说是文字引起的，不如说是时代与经历的裂缝。

在那些批注里，丁玲留下类似的话：“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，按他的趣味去丑化。”她特别反感那种“站在局外看热闹”的观察方式，觉得老友用一种带趣味、带评头品足意味的眼光写她，把自己的革命选择、情感挣扎通通化成了故事佐料。

1980年，她把怒气化作公开文章，在《诗刊》上发表《也频与革命》。文章不仅回忆胡也频的革命生涯，也锋利地指向沈从文的《记丁玲》，称其为“胡言乱语”，把作者形容为“无知、无情”，“贪生怕死的胆小鬼，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”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学争论，而是把对方的性格、立场一并否定。

三年后，1983年4月18日，她在巴黎接受记者采访，再谈此事，又说沈从文“写的全是谎言，是小说，着重在趣味性”。这几句话，很快被记录下来，在文坛引起不小反响。

站在读者的角度，很容易追问：沈从文在《记丁玲》里，真的“全是谎言”吗？从目前能看到的文本片段和相关研究来看，情况远不如此简单。

一方面，沈从文确实用了一些带感情色彩的笔触，写丁玲对爱情的强烈追求，写她在与胡也频、冯雪峰之间的情感纠葛。这些内容，多数有当年的信件、旁证为基础，并不完全是凭空杜撰。比如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一些信件，语气中确实流露出那种坦率直白的情感和身体渴望。沈从文把这一面写出来，在1930年代，是在强调一个“突破旧礼法、争取自由”的新女性形象。

另一方面，到了1970年代末，环境已经完全不同。长期的政治运动，让人们对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异常敏感。曾经被视为革命先锋的“自由恋爱”“同居”，反而有可能成为被责难的把柄。丁玲刚刚走出漫长政治风波，对过往生活中的“敏感细节”自然格外警惕。

于是，同样一个描述，在1930年代被看作“真实、勇敢”，到了七八十年代，却变成了“丑化、抹黑”。这不是文字本身变了，而是读者的位置变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丁玲对沈从文的不满，并不局限于情感描写。她从政治立场出发，对他“始终不进组织”“自守文人身份”的态度，也抱有长期的意见。在她看来，革命时期不站队，本身就是一种“软弱”。再加上沈从文在解放后遭遇批判，她未必认同这些批判的具体说法，却很可能在内心深处认为“这是他早年的选择所致”，难免夹杂着一种“谁让你不革命”的冷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