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49年初春,北平城里风还很硬。茶馆的收音机里传来新政权的消息,靠窗的一桌,几位老作家正压低声音谈论一个话题:“丁玲那本《也频与革命》你看到没有?把沈从文骂得不轻啊。”有人放下茶杯,小声回了一句:“这两个人,当年可是一个被窝里取暖过的交情。”这一句半真半玩笑的话,串起了几十年的人情冷暖。
有意思的是,沈从文和丁玲之间的恩怨,并不是从那篇“痛骂”开始的。若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二十多年,就会发现另一幅画面:北京的寒屋、上海的廉价公寓、一起烧旧书取暖、一同为办刊物挨饿受冻;再往前或往后看,又有一次次冒险求救、奔走呼号。两个人从湘西走出来,一路走到现代文学史上,既像亲兄妹,又像站在两条道路上的人。
把这段关系拆开来看,大致有三个层次:早年的并肩与相互成全,中年后的立场分歧与政治命运,晚年的传记风波与彻底决裂。每一层,都离不开具体的时间与事件。
一、从湘西到北平:兄长与“闹腾的妹妹”
1902年12月28日,沈从文出生在湖南凤凰,一个有水有山、却也多战火的小城。两年后,1904年10月12日,丁玲出生在同属湖南的临澧。地理上,两地并不算远,时代背景也相似:清末余波、民国初起、地方势力盘踞,湘西孩子从小就见惯了兵荒马乱。
少年时期,两人并无交集。沈从文当过兵,闯过码头,走的是典型的“穷小子闯天下”路子;丁玲在新旧教育之间摸索,读书、辍学、再读书。真正把他们拉到一处,是北方的城市和文学。
1925年初,北平。22岁的沈从文带着稿费希望闯世界,开始向《京报》副刊投稿。负责文艺栏目的,是比他大一岁的胡也频,这位年轻编辑很快被来稿震动,觉得这个“湘西兵痞出身”的人,文字却干净、柔软,便在报上重点推荐。
丁玲此时20岁,已经是胡也频的恋人。得知这位新作者也是湖南人,她起了兴趣,托胡也频约见。三人一见面就投缘,这一点,往后的很多回忆都不约而同:一个寡言,眼里有光;一个爽朗,笑声很脆;一个温和,爱打圆场。试想一下,在北方寒冷的租屋中,有几个谈得来的同乡,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
不久,他们为了省钱,在北京合租。房子不大,家具简陋,冬天风能直接钻进屋里。可在这一间小屋里,三个人聊文学、聊社会、聊各自对未来的想法。沈从文年纪最大,慢慢成了自然的“长兄”。丁玲方式直接,遇到自己不认同的观点,会立刻顶回去;胡也频一边写小说,一边在中间调停。有时争论到深夜,灯光昏黄,稿纸散落一地,第二天还要为碗里的饭发愁。
后来三人又辗转上海,继续合住。那时的小报很爱捕风捉影,看到三个年轻人同住一处,又谈文学又谈革命,就开始讥讽,说他们“男女不清不楚”,甚至用了“大被同眠”这个词来取笑。对于爱嚼舌根的人来说,这是最容易写的段子。
沈从文并不习惯抬杠,更多时候是沉默,但内心并不觉得羞耻。丁玲更干脆: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够了。”这份态度,后来也体现在她的人生选择上。外界看的是噱头,当事人守的是一种朴素的信任。
文学道路也在这时逐渐清晰。1920年代后期,他们共同参与《中央日报》副刊《红与黑》的编辑,在有限的版面里推作品、发议论。丁玲在这里练笔,写出长篇《韦护》,渐渐走上左翼文学的道路;沈从文则把更多笔墨投向湘西,塑造出一个带有温情和悲悯的地方世界。
钱,却始终是问题。1929年,胡也频把父亲准备投资饭店的一千元“截流”,拿来支撑《红黑》杂志。三人把积蓄压进去,冬天买不起煤球,只能靠烧旧书取暖。房租交不上,夜里在街上来回走,等房东睡下再摸回去。这样的窘境,在后来很多回忆里都被一笔带过,但对当事人而言,那是真正的“肉体记忆”:手上冻起的裂口,胃里时时的空响,以及彼此之间那种“谁都不想先倒下”的倔强。
这种并肩的经历,为后来的多次相救埋下了伏笔。
二、救人两次:从龙华到南京的奔走
1931年,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。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胡也频成了“左联”的代表人物之一,写出《光明在我们前面》这样的作品,公开歌颂革命力量。这种选择,在当时就是把名字写在黑名单的边缘。
同一年,沈从文已经离开上海,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。表面看起来,他的生活比上海的左翼作家要安稳不少,但和老友之间的往来并未中断。丁玲还劝他加入“左联”,沈从文摇头,说只想做个自由写作者。这种态度在当时很容易被看成“游离”,甚至是“消极”,但对他自己来说,是一种固执的自守。
1931年1月17日,上海东方旅社,一场秘密会议正在进行。胡也频参加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预备会,却被国民党军警突然抓捕。消息传出,丁玲几乎是精神重击。朋友被抓,左翼作家们心里都清楚意味着什么。那是一个“抓了就很难再出来”的年代。
远在青岛的沈从文得知消息后,没有停留在惊讶与叹息。他写信给胡适、蔡元培,请求帮忙营救;又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,努力减轻对方的焦虑:“他一切还好,不要太担心。”这种替朋友扛事的方式,看得出那一层“长兄”的责任感。
更冒险的行动是亲自奔赴南京。他去找时任要员的邵力子,希望通过政治关系为胡也频说情。邵力子随即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,试图斡旋。但事情牵涉军统机关,局面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
沈从文并未止步于此,又陪丁玲一起去找中统负责人陈立夫,求他出面。陈立夫的回应有限,说军统的案子中统不便插手。沈从文还找律师、找关系,但一条条路都被堵死。不得不说,在这种高压环境中,一个本来愿意远离政治的文人,能做到的也就到了边缘。
1931年2月7日,上海龙华,胡也频与柔石、殷夫、冯铿、李伟森五人被秘密杀害。后来人称“左联五烈士”。那天的消息传出时,丁玲刚刚生下儿子,几乎被双重打击压垮。沈从文再次出现在她身边,帮她料理善后,又从徐志摩那里借来路费,把丁玲母子送回湖南老家安顿。这一趟,他耽误了返校时间,失去讲师职位,从此转为靠稿费维持生计。
这一系列行为,在任何立场下看,都很难说是“袖手旁观”。但历史的讽刺之处在于,后来关于沈从文的某些批评,恰恰落在“贪生怕死”“不革命”这样的字眼上。
时间往前推两年,丁玲自己也有一次落难。1933年5月14日,她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押往南京,秘密关押。上海的文艺圈,多数人选择沉默。政治气氛压得很紧,公开发声需要承担后果。
沈从文这次依旧站出来。5月25日,他在胡适主办的《独立评论》上发表文章《丁玲女士被捕》,不久又在《大公报》副刊发出《丁玲女士失踪》等,公开指出丁玲被捕一事,呼吁关注。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来说,这是直接挑衅,对一个不想卷入政治漩涡的写作者来说,也是一次冒险。
后来,在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,以及远在欧洲的罗曼·罗兰等国内外人士连续发声和交涉下,丁玲的处境开始改变,最终脱险。很难说哪一篇文章起到决定性作用,但沈从文的呼吁,显然是整个救援链条中的一环。
就在丁玲被传出“可能遇害”的那段时间里,沈从文写下十万字的《记丁玲》,配套还有一部《记胡也频》。这两部传记,以回忆为骨,以自己的观察为线,连载在天津《国文周报》上,引发了不小的反响。那时的他,是带着悲伤与愤怒提笔,希望通过文字铭记朋友,也用自己的方式控诉迫害。
故事的转折恰恰在这里埋下伏笔:沈从文写下的是“当时眼中的丁玲”,活生生、带着情绪;而几十年后,丁玲看到的,却是一个经历了漫长政治运动之后的自己,面对那段“前卫”过去,心态已完全不同。
三、道路分叉:天上地下的落差
从南京脱身后,丁玲选择了新的方向。她奔赴陕北,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延安的女作家之一。延安时期,她的身份进一步从“作家”转向“革命文艺工作者”,担任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主编,后来在延安文艺界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感情生活上,丁玲也一路做出自己的选择。1930年代,她与翻译冯达生活在一起,又在狱中经历了短暂的结合与决裂。到了陕北,她与比自己小十三岁的陈明恋爱、结婚。对当时社会的眼光来说,这样的经历算得上大胆,甚至有些惹眼。但她自己并不避讳,仍旧按照“敢爱敢恨”的节奏前行。
解放后,这条革命道路的回报,来得非常具体。1952年,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斯大林文艺奖。这在当时,是极高的国际荣誉。丁玲一时站在光环中心,担任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职务,受到媒体与读者的热烈拥戴。许多年轻人学习她的创作,也把她当作“革命文艺”的标杆。
同一时期的沈从文,却走到了另外一端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的代表作《边城》等被一些批评者视为“桃红色”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,甚至被扣上“反动文学”的帽子。某次北大的批判会上,有人翻出郭沫若早年的文章,对他猛烈抨击。在巨大的舆论与政治压力下,沈从文精神崩溃,曾经试图自杀,最终被抢救回来,却基本中断了文学创作。
后来,他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文物研究,细致整理服饰、器物史资料,这一转变看似平静,却难免带着一种被迫“离场”的意味。笔从湘西山水转向青铜纹饰,他尽力在另一个专业领域找到价值,但对局外人来说,这更像是一个作家被推离舞台。
1955年前后,两人的命运轨迹已经完全拉开:丁玲“在天”,沈从文“在地”。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,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颇有不满,请丁玲帮忙调动。丁玲出面,把他安排去故宫工作,算是一种照顾。沈从文却拒绝了,这一拒绝背后,到底是对体制位置的犹豫,还是对个人尊严的坚持,外人很难说得清。自那之后,两人往来逐渐稀少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丁玲对“革命性”的看重,从来没变。她对自己和身边人的要求,一直偏向政治坚定、立场鲜明。从这个角度看,她对沈从文的不满,早在“文坛批判”之前已经积累,只是没有一个公开的出口。
等到1970年代末,政治气候发生变化,过去被批判的人陆续平反,旧事重新被翻出。正是在这个时间点,一本尘封多年的《记丁玲》从日本绕了一个圈,又回到作者本人的手里。
四、传记成刀:从批注到绝交
1979年,日本汉学家中岛碧来访,见到已经七十六岁的丁玲,特意带来一本旧书——沈从文几十年前写的《记丁玲》。这本书当年只在报刊连载,并未以单行本形式在国内广泛流传,丁玲本人此前一直没有机会完整阅读。
坐下来翻开这本旧书时,丁玲的心情复杂,可以想见。一边是年轻时与老友共同经历的那段艰难岁月,一边是此后几十年间积累的误解、隔膜。她一页页往下看,很快就停不住笔,在书边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,据统计多达一百二十多条。其中大半,是带着火气的反驳。
让她最愤怒的,是沈从文对她爱情生活的描写。比如那句“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,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”,在她看来,把一段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简化为肉体满足,是对自己人格的污蔑。此处她直接在页边写了两个字:“混蛋”。
还有“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……”这样的句子,在沈从文的笔下,带着一种民间、直白的审视角度。他或许只是用他熟悉的方式来写一个“敢爱敢恨的新女性”,丁玲看到的却是“被当成情欲玩笑”的自我。这种感受差异,与其说是文字引起的,不如说是时代与经历的裂缝。
在那些批注里,丁玲留下类似的话:“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,按他的趣味去丑化。”她特别反感那种“站在局外看热闹”的观察方式,觉得老友用一种带趣味、带评头品足意味的眼光写她,把自己的革命选择、情感挣扎通通化成了故事佐料。
1980年,她把怒气化作公开文章,在《诗刊》上发表《也频与革命》。文章不仅回忆胡也频的革命生涯,也锋利地指向沈从文的《记丁玲》,称其为“胡言乱语”,把作者形容为“无知、无情”,“贪生怕死的胆小鬼,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”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学争论,而是把对方的性格、立场一并否定。
三年后,1983年4月18日,她在巴黎接受记者采访,再谈此事,又说沈从文“写的全是谎言,是小说,着重在趣味性”。这几句话,很快被记录下来,在文坛引起不小反响。
站在读者的角度,很容易追问:沈从文在《记丁玲》里,真的“全是谎言”吗?从目前能看到的文本片段和相关研究来看,情况远不如此简单。
一方面,沈从文确实用了一些带感情色彩的笔触,写丁玲对爱情的强烈追求,写她在与胡也频、冯雪峰之间的情感纠葛。这些内容,多数有当年的信件、旁证为基础,并不完全是凭空杜撰。比如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一些信件,语气中确实流露出那种坦率直白的情感和身体渴望。沈从文把这一面写出来,在1930年代,是在强调一个“突破旧礼法、争取自由”的新女性形象。
另一方面,到了1970年代末,环境已经完全不同。长期的政治运动,让人们对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异常敏感。曾经被视为革命先锋的“自由恋爱”“同居”,反而有可能成为被责难的把柄。丁玲刚刚走出漫长政治风波,对过往生活中的“敏感细节”自然格外警惕。
于是,同样一个描述,在1930年代被看作“真实、勇敢”,到了七八十年代,却变成了“丑化、抹黑”。这不是文字本身变了,而是读者的位置变了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丁玲对沈从文的不满,并不局限于情感描写。她从政治立场出发,对他“始终不进组织”“自守文人身份”的态度,也抱有长期的意见。在她看来,革命时期不站队,本身就是一种“软弱”。再加上沈从文在解放后遭遇批判,她未必认同这些批判的具体说法,却很可能在内心深处认为“这是他早年的选择所致”,难免夹杂着一种“谁让你不革命”的冷感。
这一次,以《记丁玲》为引子,她把这些积累多年的意见一并宣泄出来。对外界来说,是两位名家之间的公开冲突;对他们自己而言,更像是几十年分歧的一次集中爆发。
被骂的一方,反应却颇为克制。沈从文没有在报刊上回应,既没有反击,也没有公开解释。他只是私下给老朋友徐迟写信,透露心里的委屈:“丁玲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,狠得可怕!我对他们夫妇已经够朋友了……为了她‘天下第一’的地位,却别出心裁,用老朋友来‘开刀祭旗’!”
这几句话,不难看出他的伤感。那种“救过你两次,现在却被你当成靶子”的心情,只能在私人信件里略略吐露。他毕竟已是八十岁老人,再去卷入公开争执,既无必要,也无力气。
从结果看,这篇文章确实成了两人关系的分水岭。曾经“大被同眠”的亲密,彻底转为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在旁观者眼里,这样的转变多少让人唏嘘。
1986年3月4日,丁玲在北京去世,享年八十二岁。两年后,1988年5月10日,沈从文也在北京病逝,享年八十六岁。两人的生命起止,竟像一条对称的曲线:他早她两年出生,晚她两年离世。
回过头看,从湘西少年到北平合租,从龙华营救到南京呼号,从延安高位到博物馆沉潜,再到晚年因一本旧传记而彻底翻脸,这段关系其实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裂纹。情义在其中,政治在其中,性格在其中,观点在其中。说是恩怨,也不过是人在大时代中,一步步做出选择之后,留下的一串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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