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(本文作者孙宜学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,上海市世界中国学研究会副会长)
高校作为思想文化生产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,外语学科因其语言优势和跨文化特性,自然成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。传统外语教育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,侧重输入型学习。但在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、国际格局演变、技术变革与学科自身发展逻辑的共同作用下,外语学科开始重视输出型功能,即主动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、阐释中国道路、传播中华文化,外语学科也因此从语言工具向话语建构转型,国际传播成为外语学科功能拓展与升级的维度之一,越来越引起外语人的关注。高校外语教师和学生掌握多语种能力,熟悉对象国文化与传播机制,是国际传播的第一梯队。因此,推动外语学科向国际传播转型,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要,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知识重构的主动选择。
然而,由于外语学科长期以来始终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,课程设置偏重语法、翻译、文学与语言学,研究范式多沿袭西方理论,存在重工具性、轻思想性,重输入、轻输出,重他者、轻自我的倾向,主要停留在翻译世界,而不是向世界翻译中国,语言工具属性被过度强化,重点培养的是“会说外语”的人,而不是“能讲中国故事”的复合型人才,思想性与中国价值、时代价值难以体现,制约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与效度。因此,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引导外语学科发展,是外语学科实现功能拓展、价值重构与范式创新的必然选择,只有这样,才能培养学生不再只是学习外语、外国文化,更要学会用外语阐释中国文化;不再自我封闭、孤芳自赏,而是主动“跨”出来,与新闻传播、国际关系、区域国别研究、数字人文、国际中文教育等学科深度融合,只有这样,新型外语学科才能综合运用自身的特色优势,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,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
展开剩余59%要确保这一历史转型的成功,在迎接新挑战的同时,外语学科还要警惕并避免三大误区。
误区一、以讲外国故事的思路讲中国故事。受学科传统影响,外语学科惯性套用外国叙事框架,或过度迎合海外受众偏好导致中国故事简单化、刻板化,或丧失文化主体性形成“内外无别”的表达,使中华文化减少本土根基,削弱传播实效。鉴于此,外语学科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叙事体系,立足中国实践挖掘本土叙事素材,融合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,坚持中国视角+国际表达,在把握跨文化传播规律、研究受众接受习惯的基础上,实现中国特色与国际理解的平衡,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共鸣感。
误区二、以外国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。因为长期依附外国理论与概念框架,导致外语学科主体意识弱化,文化主权意识薄弱,易出现用外国理论剪裁中国实践的现象,陷入“有理说不出、说了没人听”的困境,甚至产生自我东方化倾向。鉴于此,外语学科要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,深入研究中国实践,提炼原创性概念与理论,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;创新话语转换机制,对中国特色概念精准阐释而非直译,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、新范畴、新表述,实现中国话语的国际化表达;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批判性思维培养,打造中国立场、国际表达的复合型人才。
误区三、以外语传播逻辑主导中华文化传播。将“洋味”思维内化为潜意识,过度迁就外国受众习惯导致中华文化精髓被稀释,出现“形式保留、实质异化”的“橘枳现象”;过度依赖外语传播而忽视中文主导地位,弱化母语文化传承,甚至使中华文化成为外国文化的负面参照。鉴于此,外语学科要坚守中华文化本真与多元传播融合。坚守中华文化精神内核,采用数字技术、多模态表达等国际化传播手段,精准解读文化符号;翻译中坚持异化为主、归化为辅,构建中国内容+国际形式的传播模式,在保持中华文化“原汁原味”前提下,适应国际受众接受习惯;发挥自身文化融合优势,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,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尊重多元文明,实现“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”。
总之,中国外语学科服务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势,是自身的多语、多文化话语体系和人才结构模式,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强化中文和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,构建“中文主导+多语辅助”的传播体系,推动中文在国际组织、媒体平台的使用,提升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、国际影响力,真正成为既精通外语又深植中华优秀文化的双(多)语、双(多)文化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摆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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